2021年9月26日下午，作为2020/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暨2021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的重要活动之一，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办的学术对话十七“智能规划赋能高质量发展”在成都召开。本次论坛从智能技术认识和把握城乡发展规律、智能规划赋能国土空间全要素管控和精细化治理两个论题出发，探讨技术革命背景下智能技术与城市的关系、智能技术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应用以及规划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为规划工作者、研究者和教育者提供了新的视野。

学会副理事长，同济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志强院士在主旨发言中，对两个论坛议题进行了阐述。

第一个议题，如何通过智能规划更好地认识和识别城乡发展规律。智能规划赋能高质量发展，首先应当从规律谈起。如果不能理解规律，就不能理解文明和空间的发展过程。文明的延续需要空间载体，规划则决定空间载体的质量。文明是否伟大，关键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能否孕育伟大的城市；文明是否高级，关键标准之一就是能够高效进行城市管理。智能赋能规划，规划赋能空间，空间赋能文明。而发现规律是实现赋能链条的重要手段。值得骄傲的是，对于规律的探究，中国的规划学者处于全球前沿。

第二个议题，智能规划如何赋能精准的全要素国土空间规划和治理。当前，中华文明正处于伟大复兴阶段，仅考虑单要素的规划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全要素的精准城市治理将成为未来趋势。未来的城市治理将不同于过去自上而下的单方面的理性治理模式，每个城市公民既被管理，也参与到城市管理工作中。人人参与并不是将所有人的意见进行简单混合，而是精准解读城市各要素的互动关系，在理解规律的基础上，优化城市管理过程。

最后，吴志强院士将视角转向规划学科本身的发展。城乡规划学科如何转型提升，中国规划学界正在进行积极探索，正在和发达国家的院校展开城市信息学方面的联动。同时，国内规划院校也通过共建虚拟网络规划课堂的方式进行紧密合作。整合国内最优质的规划教育资源，制作线上规划教学课程，助力广大普通院校的规划教学工作，利用信息技术促进中国城乡规划学科高质量发展。这是西方规划学术界长久以来的未竟梦想，此刻正在中国大地上一步步得以实现。吴志强院士号召广大规划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一起参与到伟大的城乡规划学科智能虚拟教学运动中。

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研究员

龙瀛教授的报告题为“智能与城市：城市实验室、新城市和未来城市”，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发展推动城市空间变革的背景下从方法论、本体论、实践论三个方面提出智能城市发展的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城市实验室”，利用新兴多元数据观察、诊断、检查城市，进行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城市实验“，并以与“饿了么”外卖平台合作的减盐试验项目为例，展示城市实验如何开拓城市认知新视角；第二条路径是”新城市“，指出技术革新在居住、就业、游憩、交通等各个方面改变了人与空间的关系，“新基建”战略下传统基础设施也在走向数字化，因此城市规划也需要变革以应对新的需求、解决新城市中技术带来的不公平问题；第三条路径是“未来城市“，认为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设计应涵盖技术层面、物理层面和社会层面，通过数字创新、空间干预和场所营造三个方面创造未来城市空间。基于以上三条路径，报告认为未来智能规划应走向”新城市科学“，即新的城市科学、新城市的科学与未来城市中的应用，重新定义规划设计。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沈尧博士以“重塑社会可持续的秩序：面向社会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规划认识与干预方法”为题，从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层面认识社会整合，通过动态逻辑、局部逻辑和流动逻辑三个案例阐述了观点。第一个案例 “推进动态城市治理”，通过人的流动来测度大伦敦区的社会隔离。“动态的城市治理”要重视空间链作为规划和研究单元，并且要意识到空间统计与人们真实的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偏差，且社会经济效应变化除了地点性还具有时空性。第二个案例 “实行局部精确规划”，通过大伦敦区8个社会阶层出行距离衰减系数研究可达性和社会隔离的关系。“局部精确规划”一方面在于可达性的提升对社会改良的效应是局部性的，另一方面不同城市系统、不同人群对于社会隔离的作用程度和空间感知也不同。第三个案例“注重形流耦合效应”通过不同人群的通勤网络探究城市形态。“形流耦合效应”发现，城市能够被流结构所反映，流向的信息、空间约束、尺度和时间几个要素对于城市的定义非常重要。通过三个案例的阐述，沈尧博士认为：①实体空间和行为空间共同重视；②强调认知和干预的协同；③基于城市大数据的规律发现能够帮助未来规划与实践的转型；④算法本身也是规划设计语言，是可共享、可扩展、可验证的。

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

詹庆明教授在对两个主题报告进行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提出“智能技术认识和把握城乡发展规律”应关注精细化、层次化、地域性。首先，詹教授认为当前的城市规划之所以习惯于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主要是前30年规划学科和实践发展很快造成的，在快速城市化的时代背景下难以慢下脚步。而在当今时代，学科发展和规划实务需求已经发生变化，更强调保障品质要求与解决复杂问题，智能规划和新技术使得对质量、品质等各方面的要求成为可能。为了论述智能规划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詹教授以武汉市风道规划的新技术应用、武汉市海绵城市的建设成效为例，说明以当前的技术已经能够做到对城市的精准观测。其次，詹教授以牛津、剑桥与伦敦为例，二者在不同层面具备优势，即对城市要分层看待，进而提出容易抓住单一要素的特征，但难以从多要素叠加中寻找显性的特征，必须借助智能规划才能实现。最后，詹教授通过论述荷兰、德国和中国的城市体系差异，说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形态和空间格局存在很大差别，理解空间特征、探究演变规律都需要借助新型技术手段。

学会理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党安荣教授就方法论问题提出可以用“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来看待。一方面，智能规划不只因为科学、技术、智能方法发生了巨大变化，更因为技术方法本身已经显著改变人类行为和需求，进而要求空间营造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因此，必须用变化的心态和素养，并掌握一定技术手段来认识这些需求变化，以真正服务城市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规划人的初心始终不会改变，营造美好的人居环境是规划人的永恒追求。我们之所以改变自己的知识体系、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实际上都是为了保持规划人的初心，满足现代人对空间的新需求。因此，在关注新的智能方法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采用智能方法的初衷，也应当具备从空间角度来看人群需求变化的基础视角。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研究员

张文佳博士的报告主题是“如何精细化——从基于个体行为的生活圈规划说起”，讨论了精细化生活圈规划的研究和实践。首先，张文佳博士指出社区生活圈规划在中西方城市的提出具有不同背景，中国的研究重点在于高密度背景下建成环境的配置，需要解决是物质空间布局（供给）和日常时空行为（需求）的匹配问题。对此，张文佳博士提出了适合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3A”建成环境评价框架和“定住率”日常时空行为评估指标，并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和地铁站点周边地区的案例中，测算了影响日常时空行为的建成环境变量、明确了配置建成环境的有效范围，对社区生活圈规划进行了精细化初探。最后，张文佳博士对多场景、长时序、机制的精细化探索进行了展望，以期在生活圈理论和实践中，实现更精细的内在结构、更精确的政策实施对象、更科学的政策实施手段。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研究员

张姗琪博士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评估——基于大数据的方法探索”为题，结合实证案例从空间、时空间、虚实空间三大视角，阐述基于大数据评估社区生活圈公服设施供给的一些可能途径。在空间视角下，通过比较理想人流网络与实际人流网络的差异，揭示出南京副城公服设施供大于需，而主城供需错配的空间匹配格局；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比较南京两个街道内不同年龄居民的活动空间，指出社区生活圈设施配置的对应需求。在时空间视角下，利用poi数据提取公服设施类型和平均开放时间，再与南京居民不同时段的活动强度进行比较，挖掘南京各地区公服设施日夜不同时段的供需特征。在虚实空间视角下，分析外卖对南京各社区居民获取餐饮公平性的变化。最后，总结了社区生活圈评估正从静态单截面转向多维立体、实体空间评估转向虚实间时空评估、大尺度空间分析转向个体或群体尺度分析、从单一数据源转向多时项和多模态的特点。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刘超博士以“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 空间规划如何响应”为题，深度思考了空间规划在上海数字化转型中的角色和应对。刘超博士首先介绍了参与编制的《上海市新城数字型规划建设导引》。从建设四类设施、关注四大要素、规划三个空间概括了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抓手，并从面向未来的数字城市设施、数字化转型先行示范、活力共享的公共活动空间、全龄友好的家园社区以及数字驱动的未来产业空间五方面阐述了导引的具体内容。介绍过程中，刘超博士还指出多学科合作时，不同学科由于角色不同，产生分歧在所难免，但规划学者应努力坚持自身特色和初心。另一方面，刘超博士认为目前的规划学科已难以应对规划实务，提出引入城市信息学的必要性。通过一系列案例分享，如利用非线性方法探究疫情与建成环境的关系，发现疫情传播与空间要素有关、但经济要素的影响更强等，强调了城市信息学的方法对空间规划与城市治理具有重要启示和价值，当前的城乡规划学需要新的方向革新。

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工

王凯院长代表广大活跃在一线的规划设计师率先发言，就智能规划及其对规划实践的赋能作用分享了自己的感受。首先，从大趋势上，数字化、智能化已不仅仅是技术迭代，更是一个持续变化的社会迭代过程，对此规划工作者和教育者应积极应对，正视时代的变革。但是目前规划设计仍多采用传统规划方式，智能规划方法如何赋能方案的编制和生成，让规划设计师能够使用、愿意使用，仍是尚需努力的方向。在研究方向上，王凯院长希望智能规划能进一步聚焦于基础设施运营和生活便利性提升，更好赋能城市治理内容。最后，王凯院长指出数字化时代规划学科不仅要关注技术革新对空间规划的变革，更要思考新时代下如何传承、表达我们的民族文化，只有考虑了人文因素和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才能迎来真正的中国数字化时代。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沈尧博士对于上半场“智能技术如何认识并把握规律”这一大的主题发表了看法。沈博士认为使用智能技术将规律显影是第一步，要积累足够的规律图谱。其次是将规律转变为知识，这样才能将其传播和再创造。最后提出，这一议题应当是规划学者和行业内实践者共同的努力，因为学者只能够提出科学问题，而行业的实践者则可以认识到实践中的问题，后者往往是难点。对于“城市数字化转型，城乡规划能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这一议题，沈尧博士则认为，一是价值判断，不能认为凡是技术都是好的；二是实体智能和虚拟智能一定会有一个接口，而这个接口是什么、在哪里，则要通过设计来转译。因此数字化下城市空间要如何改变，是城乡规划要思考的内容。

学会理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党安荣教授就对话的四个议题分别发表看法。在智能技术如何把握城乡发展规律方面，提出可以从时间尺度效应、空间尺度效应和案例研究三个角度思考：时间尺度效应，指应考虑数据和相关事物的波动性特征，确定研究的长周期或短周期时间尺度；空间尺度效应，指应确定研究的空间尺度；案例研究，则指应借鉴现有的相关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但也必须思考方法的适用性。在智能技术如何赋能全要素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方面，提出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1）要思考全要素的内涵是什么，不同空间尺度规划中的全要素存在差异，在规划过程中要将规划对象和场地关联在一起；（2）要思考精细化的本质是什么，各尺度规划管理和规划设计的精细化程度应该存在差异；（3）治理和管控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应思考规划可以治理和管控的范畴。在城乡规划与转型方面，提出生态化转型、人本转型和数字化转型是三个重要的视角。在技术对规划诊断和空间治理方面，提出首先要回归本质即营造美好的人居环境，其次要为空间治理确定价值取向，最后积极运用技术方法帮助构建科学合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