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治理，至少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针对于国土空间构成要素的各种治理，也就是通过保护开发利用修复整治等行动来提升国土空间各类要素的质量以及达成更加合理有效的空间格局；另一是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以一定空间范围为单元所开展的综合治理，从治理的基本概念上讲，政府、市场、社会的交互作用也主要发生在这样的范畴之中。前者是要素性的治理，可以分解为特定领域、部门、团体的工作；后者是各领域、各部门的治理工作的统合，是对各类要素、各类行动关系的统筹协调。尽管完整的“空间治理”，两者不可或缺，但很显然，后者是当代治理理念的核心，也是治理过程中的重心所在。

当我们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从单一管理走向了多元共治，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因此，我们认为，除了既有的比较理性的指标体系之外，最终的评价应该是来自城市的居民，即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一个个体以及由个体所组成的群体的真实反馈，应是对各级政府目前强调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真实表达，而最为直接的综合表达是城市情绪。

规划服务于治理，规划是治理的工具和手段，规划的目的也是城市治理的目的，即解决社会问题和响应人民需求，规划的过程也是参与城市治理的过程。同时，必须深刻认识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探索完善的进程中，城市治理也必然是一个不断探索实践的过程，理论总结需要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规划不只是规划人员的理性思考过程，还是决策与实施相融合、多方参与协调解决问题、公共教育以及向社会学习的复杂过程。

现代城市治理内嵌有国家为应对危机治理的总体需要，却由于多种类型城市的存在，不同类型的城市有着不同的策略。……它必须遵从国家治理的一般性的要求（以法律、政策和指令的方式体现，通过科层制的组织管理体系传递），同时却又要处理自身的特殊性状况。作为治理工具之一的规划，必须回应于国家、区域、城市和城乡等多层级的发展问题于危机；因此规划具有层级性的差异和应对不同范畴空间对向的策略差异，没有统一的、不变的规划或治理逻辑。

……（都市计划）一诞生就在“都市市政”与“都市工务”两者间游移，在公共政策与实施工具之间游移，在水平的社会复杂关联与纵向的技术深化之间游移。……成为“都市市政”的一部分，意味着成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就意味着进入权力的核心决策层，是都市规划实践的方向性问题；成为“都市工务”意味着这是它独占的领域，是作为一种垄断性工具的存在，工具的有效性、高效性成为衡量它的价值——但它就只是一把工具而已。事实是，在都市计划由于它独占的工具性而得以进入公共政策领域的可能；但在社会分工深化的过程中，都市规划者往往或不意识或主动封闭了成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或者说，未有认识到自己是都市治理的一部分。

中国轰轰烈烈的城市扩张已近四十年，造就了以追求“好方案”为主的1.0版城市规划体系，红红火火地炮制了众多的战略、蓝本和图则。近年来城市更新类项目（或曰“存量规划”）逐渐兴起，与“增量规划”此消彼长，并在理论和方法上冲击1.0规划，可以概括为“好服务”的2.0版规划体系正在酝酿之中。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在于从“云端”回到“人间”，从注重终极蓝图的“形而上”转为深入操作过程的“烟火中”，从作用于“规划管理”到服务于“城市治理”。因此，更加关注城市营运并通过有效的规划手段不断改善现时城市，成为城市规划的新课题。

回顾过去十多年来，深圳市生态空间治理历经了空间划定、政策设计、分级分类、空间权益实现等过程。在初级阶段（1.0），首创和奠定了生态空间治理的基本体系；过渡到中级阶段（2.0）后，按照分级分类精细化管理要求重构了空间体系；当前发展到高级阶段（3.0），需要面向社区后主体探索和推进生态空间权益实现，从社区发展、产业转型、生态补偿等方面调适社会关系。深圳城市生态空间治理路径等渐进式演进，实际上是深圳对生态空间管理面临更加复杂、深层次的矛盾问题的化解，是高度城市化地区对更加综合的生态服务功能需求的应对。

响应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变化产生的多元需求，围绕空间的经济、生态、民生、治理、新技术运用等问题进行交叉融合，如与经济学专业写作，深度研究如何驱动城市持续增长发展；与生态学、环境工程、能源工程专业协作，深度研究碳达峰碳中和的城市和建筑解决方案；与社会学、心理学专业协作，深度研究城市更新中的场所感、家园意识的塑造；与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等专业协作，深度眼聚聚新科技的空间应用以及与新一代信息科技个民的融合发展。专业的融合发展，将推动发展出综合考虑和平衡各类空间使用关系的知识图谱，并进一步推动形成多专业交互协同、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治理学科群。

如果说既有建筑是构成城市空间的“细胞单元”，城市规划制度和技术方法的“供给”则应契合“细胞单元”的新陈代谢和自我完善“需求”。一方面，现有的规划技术体系并未将既有建筑作为一类管制、干预、引导的规划对象，急需在规划编制、设计控制等方面完善相应的技术标准；另一方面，规划制度创新也需要因应治理转型而建立针对既有建筑的权利设定、开发赋权、行政许可以及相应的规划管理程序。

在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背景下，空间规划正逐步由“建设型”向“治理型”转变。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需要更加注重空间织补、生态提升，强调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并不是单纯追求原始自然状态下的健康生态系统，而是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下重构健康的社会-经济-自然符合生态系统，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自然资源部门与相关部门总体统筹与分工协作的关系、规划编制与规划实施、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关系，进而建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完善的工作体系、规划体系、技术体系、政策体系等，真正体现和落实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系统思想、整体视角、综合治理的内在要求。

笔者在非正规居住空间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多种治理模式并存的背景下，建立超越二元治理的理论框架，并通过深圳城中村治理的实践来具体阐述超越二元的非正规居住空间治理的思路和实现路径，……超越二元的治理指的是根据城市发展目标和实际出现的问题，地方政府在城中村治理中，在不进行土地征转、不改变原有住房权属的前提下，所采取的多样治理策略。与完全放任或通过产权合法化彻底清除的“非黑即白”的传统治理思路不同，超越二元的治理是基于城中村事实上的产权，与村集体、市场、当地企业、地方专家形成广泛的治理联盟，开展治理的一种新方法，在产权合法化之外走出了第三条路径。超越二元的治理强调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治理策略，通过多条路径实现治理目标。

如何在利益格局极其复杂、建设空间破碎化、各类用地混杂且高度城市化的珠三角半城市化地区，科学确定镇区主导功能分区、各类关键要素？笔者认为，应加强城镇发展战略研究以统筹人与自然、城市和乡村、城市不同系统，以及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政府层级之间的关系，从而引领并建立国土空间使用的共识。而城市设计则可以用来提高国土空间规划的精度，通过沙盘模拟来平衡城市建设的投入产出、合理确定城市建设标准、明确城市发展的目标。此外，程式设计也是确定公共空间、公共设施布局，确保城市品质的关键性工具，进而提取出关键要素一指导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

建立以空间治理单元为空间尺度和平台的空间治理体系是增强规划传导落实、打破体系之间条块分割的重要手段；探索构建“一级主体一级治理，一级治理一级规划”的空间治理体系；形成与“市——行政区（功能区）——镇街——社区（村）行政体系相对应的四个层级，起到与行政管理体系、专业空间管理体系相统一，横纵协调、落实任务、明确职责的重要空间平台作用。

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和分阶段的过程，运动式乡村规划建设可能会迅速改变乡村的物质空间面貌、提升产业经济指标，但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以村民为核心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改变村民、促进村民全面发展是任重道远的事情，不能考“猛火爆炒”的方式。只有按照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统筹产业、生态、空间、文化，围绕村民主体，加强组织建设，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才可能保障乡村健康发展。

为发挥邻里环境的积极效应，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核心在于“行动+治理”，二者相辅相成，要将其贯穿于老旧小区改造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全过程。具体而言，在行动上，要形成政府主导，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行动者网络，聚焦于更新水电路气等配套设施，加装电梯和建设无障碍环境，健全便民市场、便利店、步行街、停车场等生活服务设施，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实现提量、提质、提效，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在治理上，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是建设工程，更是一个社会治理、基层组织动员工作，需要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发动群众“共谋、共建、共治、共享”，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