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磊：在过去从县级市、地级市到副省级城市一系列的城市规划实践中，我们团队一直在探索如何实现对整个城市规划技术的有效把控。我们探索出来的技术把控经验主要是整体性的方法，体现在规划的三个维度上：编制上的整体性、管理上的整体性和实施上的整体性。

规划编制上的整体性是指我们在组织规划编制的过程中系统性地进行构架，同时将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目前我国构建起了五级三类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包括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三类。与之相适应的城市设计体系包括总体城市设计、专项城市设计、详细城市设计，分别运用至三类规划当中。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得到了有效的对应和结合，这是规划编制整体性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内容。

城市设计与空间规划之间的关系 ©魏星怡

规划管理上的整体性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解释。

在宏观层面，城市管理需要从法律、政治层面加以架构，把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转化成政策。以天津为例，我们将这个城市的特色，比如大气洋气、清新靓丽、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城市特色写进人大的规章，使这个城市的特色得到有效的定性，能够从法律端进行落实。

在中观层面，主要是要围绕着规划管理的核心——控制性详细规划来进行，因为它是土地出让当中唯一重要的法定规划，能够起到支撑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使控规的科学性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一方面要将控规和城市设计相结合；另一方面要创新对控规的编制，比如说建立“一控规三导则”的编制和管理体系，将平面控制和立体控制相结合，形成综合管理方式。"一控规三导则"是指根据控规编制城市设计导则、土地细分导则、生态城市导则。这样，控规既能得到更多的科学性、技术性支撑，又兼具刚性和弹性的特点。

在微观层面，我们在探索城市设计指引的模式。这个城市设计指引就是为了将规划设计和实施进行有效的结合。

规划实施上的整体性也是通过城市设计指引的方法来实现的。因为土地的出让在中国大部分城市中都是根据规划卖指标。也就是说这里有一块土地，规划部门给它一个用地的性质，然后对土地的容积率、绿地率、密度、高度等方面设定指标。这种模式产生的问题是什么？开发商拿到了规划指标条件以后，会按照它的利益最大化来制定设计方案。往往城市整体的规划效果就和城市开发商的追求产生了矛盾，这也是我国的城市规划不能有效落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我们在天津和嘉兴有效地利用了城市设计指引来解决规划落地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每次、每年度要出让的土地，要提前进行城市设计指引的编制。城市设计指引的编制是一种开放式的编制。土地出让之前，在政府的组织下，所有有意向的开发商都可以参与到城市设计指引的编制工作中来，开发商既可以提方案，也可以提想法、提要求。然后再由总规划师团队进行城市设计指引的编制，来平衡城市公共利益和市场的利益。最终编制出的城市设计指引既要满足城市居民整体的需求，又要满足市场的需求。

而土地出让采用了什么方法呢？采用了规划条件加城市设计指引的方法。因为规划条件是法定的，一旦土地出让，规划条件就成为一个法定的依据。所以，规划条件是比较严肃的，应该更加聚焦于法定的因素：包括规划指标、规划性质、容积率、配套设施等等；同时应该尽可能简化其它的内容。规划条件一旦发布出去就不能再改了，一个字都不能改，指标一点都不能调。而城市设计指引虽然盖的也是政府和行政部门的章，但往往还有一定的弹性。在卖地之前，规划条件和城市设计指引的内容都已经对开发商公告，这两份条件，开发商是一起拿到的。

城市设计指引虽然不是法定的条件，但是它盖的是政府的章，具有行政上的约束力。一旦土地出让，开发商拿到了规划条件和城市设计指引，那么城市设计指引就具有刚性的约束。如果开发商正式拿到地以后，提出了比城市设计指引还要好、又能满足规划条件的方案，这个事情就可以讨论和商榷。但如果开发商拿了地以后，完全就是按照利益最大化来设计方案，完全抛开城市设计指引，那么对不起，我们只能够按照城市设计指引来进行方案的把关和审批。这项工作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特别是近10年在天津的实践，用城市设计指引的方式能够使每一块地都很好地落实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效果。像天津的新八大里、绿荫里，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落实规划设计效果的。现在嘉兴也是一样，嘉兴的整体面貌基本上都是很好地贯彻了城市设计指引而塑造出来的。这就是实施端最重要的内容。

沈磊：如今，中国城市都面临着历史文化保护和历史文化价值体现的问题。比如天津的历史文化非常有特色，在规划和建设中也占据了很重的分量。天津有9个国家租借地和体量庞大的工业遗产，所以天津的这种城市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规模性，规划师可以有效地组织和整理，使它的历史文化能够得到很好的体现。

嘉兴具有1800年的悠久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包括红船文化、红色文化、运河文化、农耕文化、历史名人资源等。嘉兴的名人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包括国学大师王国维、武侠小说家金庸、诗人徐志摩、作家茅盾、画家丰子恺等等。但是嘉兴的历史文化遗存并没有成规模地、整体地保留下来，这也是中国城市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我们团队对嘉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挖掘。嘉兴古城呈现出了非常有特色的空间格局，其面积约3.4平方公里，四周被运河环绕，是唯一一个被京杭大运河环绕一周的古城。而古城内部的历史遗存是散落的、点状的。我们称古城在整个城市当中的定位为“九水连心”，挖掘出的嘉兴最大的城市特色也是“水”。嘉兴以南湖为核心，苏州塘、新塍塘、杭州塘、长水塘、海盐塘、长中港、平湖塘、嘉善塘、长纤塘九大水系呈放射状布局，构建起整个城市的空间结构，展现了江南水乡独特的蛛状水网和独特的圩田聚落格局。通过系统性的本底规划研究，从人因工程学的系统、自然、生态等特点出发，我们用“九水连心”来构架这个城市。

九水连心的城市格局 ©沈磊团队

在自然形成的“九水连心”的空间结构基础上，我们又提出了“一心两城”的城市空间格局。“两城”指的是南边的高铁新城和北边的EOD秀水新城。这两个新城有各自的特点，高铁新城是以高铁枢纽为核心带动整个新区的发展，秀水新城是EOD模式，也就是以生态价值来推动新城的发展，南北两个新城之间是嘉兴的古城。所以从整个城市大的空间结构来考虑，我们提出了“慢享古城”的策划理念，使居民在城市当中能够享受到古城的历史文化环境。

除此之外，对于古城中点状分布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有重点地对它们进行保护和修复，或者通过更新的方式使它们得到显现。比如，现在嘉兴古城中最重要的一个历史遗存就是嘉兴的子城，而子城就采用了考古式的恢复方法，使它1800年的历史得到了显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城市遗产都是可以通过考古式的恢复、针灸式的改造向老百姓呈现出它的历史长度的。这样老百姓就能感受到我们的城市有那么深厚的历史，再加上环境得到了改善，这些城市遗产就成为了城市中带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受老百姓喜爱的公共开放空间。

沈磊：首先，在嘉兴的城市更新中，我们通过统筹城市规划、管理和建设，提出“九水连心”的规划理念，使城市空间格局得到了提升；通过延续“江南水乡”的建筑和景观特点，使城市风貌特色得到了凸显；在更新过程中，城市建成环境也得到了改善，这些都极大地惠及到了老百姓。

其次，我们通过城市更新去解决老百姓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急老百姓之所急，想老百姓之所想。一年半以前，嘉兴老百姓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很多人还住在筒子楼里，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城市里的公共厕所环境脏、乱、差；菜市场环境脏乱，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这些都是亟需解决的民生问题。于是，在嘉兴市委市政府的统筹安排下，我们发动了三大革命——筒子楼革命、公共厕所革命和菜市场革命，这成为了嘉兴城市品质提升中最主要的民生工程。如今，筒子楼已经被拆除；公共厕所变成了公共驿站，和书吧、咖啡厅结合在一起，厕所里都飘着香味；菜市场的空间得到了整合，环境得到了改善，食品安全得到了保障。这些种种都是对老百姓服务意识的体现。

沈磊：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探索一种更好的城市规划管理模式。城市规划的根本属性就是管理，是公共政策。总规划师模式更多的是体现城市管理的技术特征，是一种使规划落地的制度。现在通过嘉兴城市总规划师模式的探索，实际上也摸索出了中国特有体制优势下的一种城市规划管理方式。

在城镇化的“上半场”，相对来说对质量的要求没那么高，对专业化的要求也没那么高；但是进入到城镇化的“下半场”以后，对城市发展质量的要求就很高了。所以光靠原有单纯的行政管理，已经不能够适应这么高的发展要求了。我们现在要把有为的行政管理和有效的技术管理结合起来，产生1+1=2甚至>2的效果。我们的总规划师模式在这一年当中得到了行政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嘉兴这座城市也呈现出很大的变化，老百姓都说嘉兴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跃升。有好多专家和领导到嘉兴看了规划建设的效果后，说嘉兴本来只是一个三线城市，但是现在的规划和建设完全达到了一线城市的水平。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模式在中国的国家体制下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这个模式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是可以在中国其他城市复制和推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