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乡村发展、拓展乡村市场是现阶段我国持续获得国际经济竞争力的重点，也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重要手段在助力乡村建设与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家进一步强调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发展的重要意义，《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使命，职业教育在乡村发展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意味着我国乡村发展进入全新阶段，乡村建设的标准与要求发生了新变化，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面临新的挑战。从全球范围看，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在推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发展方面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与实践，借鉴国际经验对于改进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注国际经验，需要明晰本文所使用的两个概念：职业教育与乡村发展。本文所关注的职业教育为广泛意义上的概念，主要指联合国《技术与职业教育公约》中提出的“技术与职业教育包括教育所涉及的所有形式和层次”，旨在通过向人们提供就业所需技能、知识和态度，为人们的劳动和就业做准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发展，就是指不同形式和层次的职业教育在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方面所进行的所有实践，以激发乡村社会的发展活力。

从历史和比较双重视角看，各国均强调职业教育对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重要性，通过政策法规为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发展提供保障。早期，美国通过颁布《莫雷尔法案》（Morrill Act）、《史密斯—利弗法》（the Smith Lever Act）、《史密斯—休斯法》（the Smith-Hughes Act）等一系列法案，以职业教育项目实施、资金提供、农业技术社会宣传等举措支持职业教育行动，保障乡村发展及青年技能获得的途径。最近则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其任期间签署了《加强21世纪生涯与技术教育法》（Strengthening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Act），提出每年为各州提供总计10亿美元的职业教育发展资金，以保障农村地区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满足地区经济发展需求。德国1938年教育法规定，凡在农村参加生产的男女，在九年或十年制中学毕业后，必须接受3年的农业职业教育；1969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则对农业职业教育做出全面规定，要求对职业学校学生学习和生活费用给予支持，后又以《培训者规格条例》《职业培训章程》《考试规则》等规章制度对职业教育办学机构、培训人员和专任教师、教学过程及考核等做出了严格规定。“二战”后，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社会教育法》《青年学级振兴法》和《关于农民研修教育设置管理要领》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以促进农村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调动农民学习农业新技术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科技文化水平及农业生产力，显示出通过职业教育促进乡村发展和乡村青年技能获得的高度关注，并形成了良好效应。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独立较晚的发展中国家对此的认识和观念则相对落后。如独立后的津巴布韦加大教育方面财政投入，但政府对职业教育关注甚少。在法律法规方面，1994年《人力规划和发展法》（the Manpowe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ct）和1987年《教育法》（the Education Act）都未涉及以技能培训或职业教育促进乡村发展等相关内容；在经费投入上，该国国家统计局1993年的数据显示，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资仅占到教育总预算的1/20。因此，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发展问题上，津巴布韦缺乏连贯且系统的国家政策支持，而对占津巴布韦总人口70%的农村居民来说，通过教育获得就业技能尤为重要。又如独立后的塞内加尔虽然创建了全国农村干部学校（Ecole nationale des cadres ruraux，简称ENCR）、全国应用经济学校（Ecole nationaled’économie appliquée，简称ENEA）等技术培训学校，致力于以农业技术指导促进乡村农业发展，但农业主要生产者的培训需求未得到充分重视。该国乡村培训中心数量不足，居民缺乏教育与培训机会，技能水平无法满足乡村发展需求，国家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发展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近年来，印度开始关注农村青年技能问题，2020年，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发布《国家教育政策2020》（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020），提出在未来十年内分阶段将职业教育纳入所有学校，改变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相分离的状态，从学校六年级教育阶段开始实施职业教育，期待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提升乡村劳动力就业技能，提高国家人力资本水平。由此可见，职业教育作为服务乡村发展、促进国家经济繁荣的一项关键性因素，国家重视及政策支持是其作用发挥的基石。

从全球发展趋势来看，由于乡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不高，特别是乡村女性以及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缺乏受教育机会，导致乡村劳动者技能发展受限，生产效率不高，乡村现代化发展缺乏技术技能人才。因此，各国及国际组织在促进乡村发展过程中强调教育公平，关注并扩大乡村青年、妇女以及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技能获得与发展途径。

以美国为例，由于社会阶层固化现象严重，乡村青年社会流动性较小，参与中学后教育的青年不多，导致人才培养质量既无法回应时代变革要求，也无法满足个人职业技能需求，学者提出职业教育应该使乡村教育机构成为“工作孵化器”，帮助乡村青年理解多样化职业选择、掌握基本技能，为具体工作技能的学习奠定基础，并进一步成为职位“创造者”。因此，美国通过加强职业教育治理来满足乡村青年的学习需求，扩大其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主要措施包括：一方面采取乡村学校合作办学模式，学校与学校之间加强合作，共享培训计划、教师、技术等资源，优化职业教育与培训，提高乡村青年技能学习质量。由于入学人数减少和地方资源不足等原因，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受限，美国部分乡村开始以重组校区的方式合作办学，但部分学者认为重组校区式合作办学模式剥夺了部分偏远乡村地区青年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指出乡村学校应为每一位乡村青年提供公平的学习机会。另一方面是设立了农村社区学院。该类学院学费低廉，入学便捷。青年在校学习普通文化知识以提高文化素养，同时学习专业技术与职业技能以提高就业竞争力。历史上各州建立赠地学院、农工学院等，优化美国农村职业教育体系，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时至今日，乡村地区社区学院依然是重要的职业教育机构。

在乡村女性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简称ILO）开发了DEWD（Developing Entrepreneurship among Women with Disabilities）项目，为非洲国家残疾妇女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其获得银行信贷以改善其创业环境。通过DEWD项目，约有450名残疾妇女获得了新技能并提高了业务能力。巴西设立了国家农村培训中心——SENAR，该中心在制订社会发展方案中优先保障乡村女性参与培训的权利，并提供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产品使用的相关培训。在津巴布韦马绍纳兰东部第五区，职业培训被作为赋予农村妇女权利的重要手段。女性是影响家庭和子女成长最为关键的因素，重视她们的教育权利和发展机会能产生非常广泛而积极的社会效应。

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技能与就业问题是乡村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据统计，全世界约有6.5亿残疾人，而大部分残疾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地区，其在教育、培训和就业机会获得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在教育中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合适的正规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学习机会与环境。在马拉维和坦桑尼亚等不发达国家，残疾儿童无法入学的概率增加一倍，这一挑战在农村地区更加突出。针对乡村地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技能发展问题，ILO在柬埔寨乡村地区实施APPT（Alleviating Poverty through Peer Training）项目，组织成功小型企业家为残疾人提供培训，培养残疾者经营类似小型企业所需的技术和商业技能，受益者超过700人。ILO开发社区培训TREE（Training for Rural Economic Empowerment）项目，重点关注残疾人的技能培训问题，促进弱势群体创收和就业，如在布基纳法索，TREE项目致力于提高妇女（其中残疾人占比16%）就业能力，从而促进残障人士转换为优质人力资源，保障其发展权利，提高生活质量。

乡村发展呈多样性特征，不仅各乡村之间存在差异性，各乡村内部也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乡村发展与转型不仅指包括乡村建筑和自然环境的改变，还涉及政治、社会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本质上是人的转变。国际职业教育发展呈现出适应乡村发展需求多样性的特征，并产生了积极效应。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乡村农业产业机械化覆盖面扩大，乡村居民不再能凭借农业生产经验获得工作岗位，需要具备机械使用与维修、创业等技术技能，乡村发展要求劳动者职业技能更加多样化。在1963年新联邦立法的支持下，美国建立了区域职业教育中心，为乡村现代化发展提供新型培训项目，促进农村青年技能获得与提升。

农民田间学校（Farmer Field Schools，FFS）是国际技能培训服务乡村发展的成功模式，目前推广至全球80多个国家。为适应各乡村地区不同发展特点，FFS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呈多样化发展趋势。如在菲律宾，大部分FFS受政府管理和资助，培训时间达3个月，培训内容涉及参与性活动、实践分析和决策，学习重点为解决实际生产中农作物病虫害问题，旨在使农民了解农作物生长规律，以便其科学处理农作物生长和发育问题，提高农产品产量。一项对菲律宾伊洛伊洛（Iloilo）307名水稻种植者进行的案例研究结果显示，FFS毕业生的知识与技能水平普遍高于非FFS毕业生，同时，FFS应届毕业生与往届毕业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体现出FFS提高农业生产者技能水平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同时，在政策的鼓励与支持下，FFS毕业生积极向乡村劳动者分享知识和技能学习经验，极大地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又如在埃及农业部和荷兰驻开罗大使馆的支持下，综合虫害管理（IPM）项目将FFS作为非正式参与农民教育的主要方式，如该项目根据埃及社会实际情况提供女性培训教师，为乡村女性提供进入FFS学习技能的机会。在发展过程中，该项目重点从综合虫害管理转变为帮助农民获得信息和提高认知，继而不断调整相关培训活动。再如东非和南非的一些国家试点少年农民田间和生活学校（Junior Farmer Field and Life Schools，简称JFFLS），该类学校基于FFS开发，主要服务群体年龄在12~17岁之间，培训时间长达一年，按照季节周期进行。莫桑比克从2003年开始实施JFFLS，旨在提供全面而多样的培训服务，每年有840名儿童（及其家庭、照顾者和社区）受益。2005年的一项评估表明，JFFLS不仅提升学生技能水平，提高了乡村地区粮食产量，还改善了乡村儿童的饮食状况，被称之为“生命粮仓”。

由于地理特征多样、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等原因，乡村地区实施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难度较大，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为此提供了解决方案，以现代技术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成为各国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印度有8.33亿人居住在乡村地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0%。乡村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建立职业学校所需资源不足，乡村青年缺乏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机会，工作、生活技能不高。针对此类问题，印度目前在Nedugandam和Kumbitankuzhy两地区开发并实施Sakshat Amrita（Sakshat Amrita Vocational Education，简称SAVE）职业教育项目。该项目利用现代技术成果来提高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质量，以职业教育提升乡村人力资本，促进印度经济发展。SAVE项目通过移动式职业教育（Mobile Vocational Education，简称MoVE）设备为乡村地区开发并实施职业课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课程开发方面，首先，移动式职业教育设备先收集偏远乡村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数据信息，进而确定服务地区具体情况（每套职业教育移动设备至少为两个偏远地区服务），再对该地区进行必要的技能需求分析和能力评估，开发适合该地区发展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课程。在课程实施方面，该项目通过多媒体动画、视频讲座、三维虚拟现实活动和触觉设备等技术进行实际操作培训。每单元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实施涉及虚拟教室、二维和三维交互式工作手册、模拟和自我测评四部分。虚拟教室指通过录制的专家视频讲座和多媒体动画提供教授理论知识，二维和三维交互式工作手册用于教授安装、布局和装配等操作技能，包括任务执行策略，故障排除等学习内容。在课程时间安排方面，考虑到偏远乡村居民劳作时间，培训课程分多批次提供，每次学习2~3小时。

美国在乡村地区建立了移动设备中心，通过学区间签订的中心协议，利用移动设备进行农村职业教育课程教学。移动设备相当于流动式职业课程教学教室，在不同学校的轮换服务时间从2周到1个学期不等。同时，移动设备中心的教师与移动设备一起进行轮换，流动率较高。尽管也存在一些问题，但研究表明移动设备提供系统具有成本效益，适合为人口较少的乡村地区提供高质量技能学习课程。移动设备中心有两方面的明显优势：一方面，设备流动性强，为广袤乡村地区学生提供了高质量职业课程学习机会，解决因资源不均而导致的机会不均问题；另一方面，相比于单个学校的永久性设备建设，建设移动设备中心的成本较低，利用率较高，设备更新的可能性更高，学校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高质量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利用现代技术、使用移动设备装置改进职业教育实施环境，不仅能增加乡村学校学生职业课程学习机会，促进其有效学习，还减少了职业教育和培训实施成本和时间消耗，为乡村地区职业教育与培训缺少设备、教师和材料等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巴西在1991年成立了面向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及社会发展的私营机构——SENAR，该机构由全国农业联合会（Confederação Nacionalda Agricultura）组织管理，为农村地区职业教育与培训和社会发展制订、宣传、协调和监督相关方案与项目。SENAR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具有高度市场竞争力。同时，该机构使乡村居民乐于在本地生产并改善其生活条件，从而缓解了大规模乡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趋势。1978年，全印度技术教育委员会（the All India Council of Technical Education，简称AICTE）建议建设“社区理工学院（Community Polytechnics，简称CP）”，为乡村地区发展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每个社区理工学院包括5个推广中心，每个推广中心为大约10~12个村庄服务，特别是为乡村地区青年、妇女和弱势群体提供技能培训。培训课程以能力为基础，为期3~9个月。南非纳塔尔大学成立的农村社区发展学院（the School of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培训不同层次的农村发展专业人员，着重强调体验式学习，将社区实习经历作为获得学院学生学位和文凭的要求。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在1993年建立了农业继续教育中心（CAEC），该中心作为一个国家培训机构，由世界银行和乌干达政府共同资助，致力于提高专业人员工作能力，为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可持续发展传播知识和技术。

国际职业教育助推乡村发展经验丰富，除上述总结外，相关举措还有：

一是加强跨区域合作办学。如美国采取了乡村学校间合作办学模式，各学校合作以集中式或分散式职业教育设备的形式实施职业培训项目。集中式指设备位于同一社区，各学校学生被运送到统一地点学习职业课程，分散式指职业教育设备分散于多个社区。至今，美国已有不少合作办学的模式，如职业资源教育者（The Vocational Resource Educator，简称VRE）和Pima青年安置计划（The Pima Youth Placement Program，简称PYPP），其中VRE模式为小型乡村服务，由指定人员提供职业评估、专业咨询及整合工作经验；亚利桑那州实施PYPP模式，涉及两个乡村地区以及17个高中学校，由专家提供能力本位的就业技能指导，是为美国乡村青年提供服务的有效教育模式。

二是以高质量基础教育为学生进一步的技能学习奠定基础。一方面，乡村地区急需健全的基础教育计划，没有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学生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都会受到限制。20世纪90年代，日本文部省规定对国民实施农业教育，随后在初中和小学阶段为学生提供农业知识与技能学习课程，包括关于日本农村、农业发展特色、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生产重要性等内容。另一方面，技术变革引导乡村发展不断追求现代化，乡村居民需要具备较强的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以提升自身技能水平。尼日利亚埃基蒂州对乡村居民实施识字技能培训，通过提高乡村居民读、写和计算技能以促进其就业。

三是积极发挥非正规职业培训作用。随着时代的进步，乡村发展呈现新的特征与需要，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应包括各种类型的非正规学习和活动。除了公立职业学校外，美国积极鼓励各部门、行业、私人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举办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职业教育。各职业学校在乡村广泛举办培训班，利用冬季和农闲时期对青年农民进行系统培训，并通过开设农民继续教育班向成年农民传授新的科技知识。此外，目前美国有5万多个农民俱乐部帮助乡村青年学习各种专业技术，制订生产计划，提高乡村人才经营管理能力。为了改变非洲农民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与资格，缺少参与专业化农业生产、加工和营销培训机会的状况，2017年，非洲联盟各成员国在德国和挪威的资助下实施非洲农业综合发展项目（CAADP），为乡村地区农民和青年提供农业技术职业教育和培训（Agricultural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ATVET），开发与园艺、水产养殖等10个农业产业相关的250个培训模块以及教学材料，该培训项目面向培训师、农场经理、农业生产者等特定职业提供各种技能培训，旨在促进农业专业高效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大部分乡村地区没有正式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农村职业教育由非正式组织主导培训，突显出以需求为导向的地方培训。但印度劳动者，尤其是农业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较低，导致以需求为导向的职业培训提供存在困难。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除了政府负责的项目外，非政府组织主要参与微观层面的非正规农业教育或农业职业培训，但受益国政府与支持实施职业培训项目的机构之间缺乏协调，导致具体职业培训项目效果不理想。

四是以健康教育保障乡村劳动者人力资源水平最优化。职业教育在促进乡村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乡村劳动者职业技能的提升，还应促使其获得各种生活技能。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生活技能对于高质量生活至关重要，包括决策和解决问题的技能、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沟通和人际交往技能以及其他应对技能等，世界各国开始逐步重视通过培养乡村居民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乡村地区生活质量，提升乡村居民生活幸福感。

国际形势变化复杂、人口红利下降等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新的挑战，重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对国家稳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应充分关注乡村发展需求，结合乡村实际，反思国际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发展经验，探索我国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路径，提高服务国家战略和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农民教育和乡村发展问题，多措并举形成了农村问题的整体解决方案，其中职业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观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发展的政策演进规律，可以发现国家政策对职业教育促进乡村发展的支持越早、持续性越强，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资金获得越多、设施越完善、培训项目越贴近乡村发展实际，乡村人才技术技能水平提升程度也就越高，乡村发展更有活力。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应不断加强国家对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发展的持续性政策引领，支持并鼓励职业教育承担服务乡村振兴的使命与责任，为加强乡村地区各部门机构与职业院校的联系提供保障。基于我国县域发展实际，进一步发挥县域有关部门组织协调功能，促进职业院校精准高效服务乡村发展，同时关注县域职业教育发展对乡村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统筹制定乡村发展蓝图、确定资源分配以及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等。

坚持公平正义理念，保障乡村居民特别是乡村地区弱势群体受教育权利是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一贯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此提升乡村弱势群体工作、生活技能，促进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乡村生活质量。发展中国家对于职业教育促进乡村发展的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偏远地区乡村居民受教育权利尚未得到充分保障。如，在ILO等国际组织非正规培训的支持下，发展中国家乡村居民技能培训和教育得到关注，成效明显。我国一直将职业教育看作提升乡村人口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保障了乡村青年义务教育阶段后继续接受教育与培训的权利，不仅帮助其获得生存技能，也为乡村地区发展培养了一批技术技能人才。因此，不管是借鉴国外发展经验，还是回顾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发展的历史行动，都应坚持公平正义的发展理念，以共享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成果为基本方式，将保障我国乡村居民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机会作为县域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关注乡村地区特殊群体技能需求，按乡村发展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措施，将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现代社会技术革新速度史无前例，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兴技术和发展理念影响着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乡村产业迭代升级需要拥有各项技术技能的劳动者。美国和印度通过高端移动职业教育设备教学，利用现代技术收集乡村各项数据，进而有针对性地制订移动职业教育设备轮换计划，提升乡村人才技能水平，服务乡村现代化发展。借鉴此经验，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紧跟时代步伐，运用新技术为乡村发展培养现代化技术技能人才，基于现代技术打造乡村发展新格局。

针对职业教育设备昂贵，乡村地区优质专业师资紧缺等问题，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促进区域职业教育合作开展技能提升行动。通过区域内各职业学校合作，共同建设移动职业教育设备中心，并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完善移动职业教育设备中心使用和运行机制，区域内各职业学校可以充分利用移动高技术设备、优质教师、培训项目等职业教育资源。一方面，可以优化农村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解决乡村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资源受限问题，提升县域职业教育质量，缩小城乡职业教育发展差距，加快构建面向乡村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乡村现代化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区域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特别是通过城市职业院校与县域职业院校的合作，为乡村居民接受高质量职业教育创造条件，加强区域职业教育生态化发展，打造区域技能人才发展生态链，以提升区域产业发展质量，助力乡村教育和经济发展。

乡村振兴事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所需人才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决定我们既要建立承担不同规格、多种类型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体系，又要构建相互联系的城乡一体化的多类型、多层次的大农村教育体系。2021年3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其中提出支持和鼓励普通中小学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开展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体验与劳动技术教育，并组织引导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和行业组织等为其提供条件和支持。从各国实践来看，一方面，国外通过在基础教育阶段融合职业教育课程，培养学生农业知识与生活技能，尽早完成职业启蒙教育；另一方面，职业技能学习需要学习者具备一定的学业基础与学习能力，通过提高乡村居民读、写、算能力，为其进一步接受教育或职业技能培训奠定基础。

简言之，乡村地区教育高质量、多样化发展是乡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是乡村居民学习技能的前提。我国需要不断完善大农村教育体系，提高基础教育阶段普职融通水平，支持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展职业启蒙教育，以提高中小学生职业认知与体验及技能学习能力，为其成长为21世纪“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的人才奠定基础。具体来说，一是可以为因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乡镇教育萎缩、乡村“空心化”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在目前严格实施的“双减”政策的影响下，以往应试教育的不良影响有望得到纠正，在基础教育阶段实施职业启蒙教育的空间扩大，环境得到改善。从这个意义上我国城乡教育质量差距有望逐步减小。二是在我国乡村发展新阶段，要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学校治理、提高师资水平等进一步加强乡村基础教育质量，为学生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提高乡村学生技能学习的知识基础和认知能力。三是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发展需要不断创新职业教育体系。在国家政策支持下，职业院校、培训机构等可发挥专业教育优势，积极与乡村中小学校合作，支持中小学职业教育课程设置与实施，帮助乡村地区学生发现自身兴趣与优势，提高学生理解能力与动手操作能力，为乡村学生发展提供多方面发展通道。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乡村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乡村产业发展更加现代化，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成为重要目标，乡村居民更加注重美好生活需要。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发展必须尊重乡村发展客观规律，尊重乡村发展多样性，在具体举措方面：一是要重视社会化职业培训对乡村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对接市场需求，鼓励企业参与乡村人才技能提升；加强区域内职业院校合作，扩大院校参与社会化职业培训范围，同时坚持一切以乡村地区实际发展规律为准则，协调好各利益主体权利与义务，避免培训形式化。二是设立机构或平台专门负责乡村职业培训工作，以专业化态度与能力动态调整乡村职业培训需求与供给，避免无效培训。三是关注乡村地区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培训需求，定向供给。不仅要保障乡村青年群体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权利，也要针对当下乡村“空心化”特征，重视农村留守妇女、残疾群体以及有劳动能力的中老年群体等提升技术技能的需求，有针对性地为这部分群体制定小规模技能培训项目，提高该群体生产效能。四是增强乡村职业培训项目适应性。新时代乡村产业、人才、生态、文化和组织的发展方向，不仅仅是为了发展乡村经济，更在于缩小城乡差距，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因此，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作为开发乡村职业培训项目原则，全方位助力乡村建设与发展。如，针对乡村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需要，农村地区职业培训应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特殊性，培训内容应涉及诸如老年护理、养生保健、智能电子产品使用等方面，实现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振兴。